來源:齊魯網作者:我來說說複製鏈接2014-09-15 15:00:09 [提要]大型歷史紀錄片《定遠歸來》將於9月中旬登陸山東衛視。齊魯網推出紀錄片《定遠歸來》編者手記:我們為什麼要選擇“定遠”?讓《定遠歸來》撰稿李明告訴我們紀錄片的創作始末。
  紀錄片《定遠歸來》編者手記:我們為什麼要選擇“定遠”?
  ——《定遠歸來》撰稿李明
  大型歷史紀錄片《定遠歸來》將於9月中旬登陸山東衛視。齊魯網推出紀錄片《定遠歸來》編者手記:我們為什麼要選擇“定遠”?讓《定遠歸來》撰稿李明告訴我們紀錄片的創作始末。點擊進入山東衛視直播頁面>>>
   1、
  中日甲午戰爭到今年已經120周年了,今天的中國人對這場改變近代中國命運與走向的重要戰爭到底瞭解多少呢?這個問題如果細究起來還是令人頗感驚訝的。在去劉公島參觀中日甲午戰爭博物館的碼頭上,聽到一位游客感慨說:這個地方參觀後心裡很不舒服,很憋氣啊。這大概也是大多數游客的想法。
  歷史總會以某種方式流傳後世,在大眾層面的傳播常常被簡化成幾個非黑即白的概念,如果由此考察,甲午戰爭給中國民眾留下的主要就是兩個概念:一個是割地賠款的恥辱,另一個則是保衛國家的英雄贊歌。清政府、李鴻章、北洋海軍等被歸入前者,陸軍的左寶貴和海軍的鄧世昌則被歸入後者。在威海可以瞻仰市中心和劉公島上的鄧世昌塑像,還有一條世昌大道,均為銘記這位奮勇撞擊敵艦的民族英雄。但北洋海軍作為一個群體卻留存很少。老電影《甲午風雲》在概念化普及甲午戰爭特別是黃海海戰上尤其影響廣泛,六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們都觀看過這部電影,併為之心潮澎湃。
  因此,實際上如果深入思考,就會發現其中隱含的巨大矛盾,北洋海軍是腐敗無能的代表,而鄧世昌卻是其中的英雄。人們大多接受了這個概念,但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陳悅為代表的一群七十年代後出生的年輕人卻對此提出了疑問。他們認為北洋海軍並非電影中描寫的那麼腐敗無能、不堪一擊,北洋艦隊畢竟是晚清中國傾力打造的一支雄視亞洲的勁旅,除了鄧世昌,北洋海軍的丁汝昌、劉步蟾、邱寶仁、林永升、楊用霖等軍官以及水兵群體也是當之無愧的英雄,在一場亞洲史無前例、世界為之震動的大海戰中,儘管他們的很多軍事技術裝備指標落後於對手,但是他們面對強敵,同樣盡忠職守、奮勇作戰,其頑強精神為世界軍事界所尊重。戰場上的失敗不一定都是恥辱。
  用實用性意識形態看待甲午戰爭的歷史研究對陳悅這樣的從業餘愛好走向專業研究的年輕人是不適用的,畢竟在新的時代里擁有互聯網便利的年輕研究者既沒有包袱,也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正如已故甲午研究權威學者戚其章先生對他們的評價,他們為甲午研究領域帶來了新的觀點和視角,應該互相交流容許爭論。戚其章先生不僅以言語鼓勵他們,更主動與他們交流切磋學術問題,以實際行動支持甲午研究的這股新生力量。
  陳悅他們的研究基於自己的疑問,逐漸擺脫陳舊意識形態“二元論”的束縛,著眼於國際政治、經濟與文化博弈的視野,立足於北洋海軍實體的考證分析,註重恢復歷史實體,辨析歷史原貌,使推論與分析扎根於逐步呈現的歷史真相中,得出了更加富有現實意義結論與觀點。
  在他們的努力下,北洋海軍從一個模糊的概念逐漸成為一個清晰的有血有肉的實體,這個工作是非常具有建設性的。假如我們追問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為什麼遭遇失敗的結局,我們就會產生一系列疑問:北洋海軍是一支僧格林沁馬隊衝擊英法聯軍式的老式艦隊嗎?北洋海軍將士們是一群不堪一擊的八旗綠營式的軍隊嗎?北洋艦隊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陣容?俗話說再高明的醫生也無法隔空診斷,要想得出具有價值的結論,只有儘量接近真相。
  因此,陳悅他們開始研究北洋海軍擁有的軍艦,從技術與歷史結合入手逐艘探究、複原,以期將之放置於國際風雲與中國情勢交互的背景下加以審視,尋求合理的解釋。
  定遠艦是他們第一個著手的目標。為什麼是定遠而不是致遠?按理說致遠艦是當代中國人最熟悉的具有象徵意義的戰艦,應該具有更大的大眾傳播力度。這個問題我沒有問過陳悅,但是在深入研究選題的過程中,我逐漸覺出這個選擇的道理所在。
  定遠艦不僅是北洋海軍的旗艦,她是晚清中國創設近代海軍的第一艘世界一流水平的鐵甲艦,她還是北洋海軍走向強盛的真正起點,也是北洋海軍的標誌和軍魂所在。她是中日海軍角力乃至國運較量的著力點,也是甲午戰爭勝敗的重要轉折點。定遠艦不僅是觀察北洋海軍的重要樣本,也是考察傳統中國與近代化國際社會艱難互動的重要標本。從這個意義上講,定遠艦也是我們講述甲午歷史的一個非常有價值的難能可貴的切入點和故事框架。
   2、
  如果僅僅通過文字描述以及數據,或者是照片和繪畫,是難以對定遠艦產生真切感受的,一切還是間接地模糊的,但是當我們來到威海,站在按照真實比例複製的定遠艦面前時,一切在一瞬間改變。
  穿過一道鐵欄,繞過那座不大的票房子,走進碼頭,定遠艦一下子映入眼帘。映著淺綠色的海水和白雲蒼狗的藍天,在洇著淡淡霧靄的城市建築的背景下,定遠艦黑白兩色的渾圓船身既有真實的質感,又透出些許令人錯愕的意味。
  她是一段歷史,停泊在現實中。有人說建築是“凝固的歷史”,一艘大船也是一座建築,只是她比通常意義的建築更難留存,何況在我們這片建築都難以留存的土地上。
  傳統中國由於封建專制與農耕文明源遠流長,作為承載歷史的建築,我們常常看到的是帝王的宮殿、大戶的庭院,作為傳統文明的現實體現,影響著我們的心態,也許由於我們的近代化留下太多不成功的遺憾,作為承載起歷史的實體也十分稀少。而這艘戰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觸摸那段近代歷史的窗口和臺階。
  相對於文字的敘述描寫,定遠艦在這片海岸的真實存在更能觸動人心。面對這艘龐大戰艦,我們馬上會產生一系列追問:她是怎麼來的?怎樣立足於那個時代?她留下了怎樣的生命軌跡?又是什麼人在努力使她從歷史深處回歸?而他們又是出於什麼想法和理念?
  陳悅帶我們參觀,給我們講解,臉上帶著自然流露的自豪和興奮,畢竟他親自參與並主導了這艘著名戰艦的複製。
  眼前的定遠艦雖然是複製品,卻散髮著令人驚訝魅力,在“遼寧號”下水之前,她還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大噸位的戰艦。她不是鄭和時代的木質大船,而是近代工業的結晶,她似乎透露著那個時代的完全不同的故事和追求,記載著那個已成歷史的千載難逢的“契機和遺憾”,顯然對於回味與思考來說,她更有價值。
  在碼頭圍牆上有一塊記載定遠艦複製的宣傳欄,標題是:定遠歸來。我想,這正是我們想要的題目,也是我們想要深入探究的主題。
  我們要探究的第一個層面是當時的中國怎樣覺察世界的變化?第二個層面是當時的中國怎樣應對世界變化帶來的衝擊和契機?第三個層面則是甲午戰爭尤其是北洋海軍的結局對現實中國的啟示價值是什麼?
  對傳統中國來說,要充分認識工業革命帶來的近代資本主義商業文明是很困難的,統治者的世界觀是“華夏夷狄”涇渭分明的“天朝大國觀”,從馬嘎爾尼使團訪華失敗到兩次鴉片戰爭“堅船利炮”打開國門,是傳統中國被迫認識國際政治經濟新貴征服海洋建立新秩序的過程,此後到甲午戰爭前是近代中國希望學習和適應國際潮流的進程,但這個進程卻由於根本觀念的保守而充滿泥濘,最終夭折。當列強把海洋當作爭奪利益的通道,中國統治者卻將綿長的海岸線視為大陸的“盡頭”,將原本發達的海洋傳統扼殺殆盡。這種對海權意識的無知與無視也是近代中國落後與災難不斷的根源之一。
  定遠艦時這種觀念意識的鮮明的歷史載體。英法聯軍的入侵,甚至“蕞爾小國”日本侵台,均憑藉“堅船利炮”,清朝精英集團將“被動挨打”與“船堅炮利”聯繫起來,催生出以改變武器裝備劣勢為目標的“洋務運動”,企圖在“前近代文明”的體制上硬性捆綁近代文明體制軍事系統,尤其是在當時占據近代工業文明頂端,舉足輕重的海軍系統,一舉改變“落後挨打”的不利局面。精英知識分子和統治者對此曾經洋洋得意,以為找到了一條既可以不觸動傳統文化體制根本利益,又可以迅速拉近與列強差距的“捷徑”,這種對近代軍事系統根植於近代工業文明體制的無視,導致了近代中國在洋務運動過山車上的大起大落,卻最終“車毀人亡”的慘烈結局。
  3、
  定遠艦是近代中國迫切並主動擁抱西方軍事技術的典型代表,也是當時精英階層及統治者對軍事變革導致倒逼體制改革的搖擺和推拒。鴉片戰爭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創設標志著清政府終於認識到不可以再用一廂情願的“天朝大國觀”應對巨變的世界潮流,他們必須將自己降格為一個正常的“國家”,按照國家間交往的政治經濟秩序“對外開放”。但是這個過程是緩慢的、極不情願的、阻力巨大的。
  儘管如此,這種開放卻逐漸拉開中國近代化進程的大幕,“洋務派”借助必須辦理國際交涉登上舞臺,恭親王奕忻、李鴻章、沈葆楨、張之洞等一批官員投身洋務運動,頂著保守派的阻力開始逐步改變中國。清政府向歐美派出外交使節和留學生,逐步融入國際社會。郭嵩燾、曾紀澤、黃遵憲等駐外使節不僅按照國際法則折衝樽俎,而且逐漸在事務層面和文化層面逐步帶來影響和變化。
  洋務運動對槍炮、造船等涉及軍事方面的工業引進是積極而努力的,一批官辦企業儘管效率較低,但逐漸通過仿製走上了自主製造的道路。福建船政局、江南機器局等企業已經能夠獨立設計製造具有相當規模的輪船戰艦。各類人才也應時之需不斷得到培養。福建船政學堂這座新式學校在招收第一批學生時,需要提供優厚的經濟條件吸引那些貧家子弟,這種情況在後來逐步改觀,它逐漸被認可為科舉致仕之外的又一條新的事業之路,成為知識分子的又一選擇。
  這是一個“漸進式變革”的進程,一般而言普遍觀念的轉變落後於實務層面的轉變,而實務層面的轉變會一步步扭轉頑固的傳統觀念。然而東亞局勢的突變改變了這個進程,日本的迅速崛起並對外擴張對“漸進式變革”的進程形成嚴重的壓迫,應對日益嚴重的危機成為當務之急,這個局面促使近代中國投身一場“軍事大躍進”中。李鴻章等人為壓制日本日益膨脹的覬覦野心,大力呼籲直接引進西方先進戰艦,以應對“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北洋海軍一下子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為一切決策的優先考慮。
  列強的海軍是工業革命導致資本主義生產力爆發的內生結果,維持資本主義大生產所需的原料、市場需要海軍進行“野蠻的保駕護航”,並以超額利潤支持海軍的巨大開銷。與之不同的是,北洋海軍卻是一個“危機產物”。如果不是倒向資本主義的日本的侵略逼迫,自給自足的封閉的農耕文明,自上而下等級森嚴的封建秩序如何能夠內生出表達海洋利益訴求的海軍系統?
  北洋海軍如果從1885年定遠艦回國入列算起,短短數年即成為亞洲第一,世界聞名的海軍艦隊,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爆發力既是統治者與精英階層強國共識的結果,也是封建體制特有的動員力的巨大效應,當然這也離不開一代志士的精神與智慧。然而這支海軍卻又在短短數年遭遇空前危機,停滯不前、每況愈下,最終在攸關國運的大戰中壯志未酬,這種結局又是註定的,是在一個不相適應的體制中“揠苗助長”的結果,它的命運提示我們,觀念與體制是一國強大之根本,只有這個根本之木足夠強大,才能支撐碩大的花朵與果實。從這個意義上講,北洋海軍是一顆從西方硬性嫁接的花朵,最終枯萎於與嫁接之本的排斥與斷裂上。  (原標題:紀錄片《定遠歸來》編者手記:我們為什麼要選“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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